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平津陷落，为躲避战乱，北京大学奉命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新校。同年底，南京陷落，武汉震动，遂再次西迁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至抗战胜利后返回京、津复校，历时数年，为我国培养造就了大批高级人才和蜚声中外的一流科学家、思想家，为我国高校联合办学作了有益的探索。重温西南联大在战火纷飞、条件艰苦情形下齐心协力，同仇敌忾，联合办学，人才辈出的历史，对我们今天探索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扩大联合办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校联合办学的几年，成就如此辉煌，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发扬三校风格不同的优良校风，全心全意地联合办学。三所名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校风。如北京大学的“民主自由”之风，清华大学的“严谨求实”之风，南开大学的“活泼创新”之风。这些良好的校风，并没有因临时联合办学而淡化。而是在联合办学的几年中互相取长补短，得到了更好的发挥。三校在梅贻琦主持下，通过教授会咨询、决策、同心同德把学校办得充满生机和活力。
合并后形成了强大的师资力量，弥补了各校师资队伍结构方面的缺陷。由于联大有良好的校风，教师能够在良好的气氛中施展各自的才华，单独办学时某些学科师资缺乏的状况得到了相互弥补。自然科学方面的吴有训、陈省身、华罗庚、周培源、任之恭、赵忠尧、吴大猷等；社会科学方面的陈寅恪、金岳霖、沈从文、张奚若、闻一多、冯友兰、朱自清、费孝通等著名学者、一代宗师、文坛泰斗济济一堂。这样强大的师资力量，加上国难当头，同仇敌忾的激情，培养出来的人才可想而知。
充分发挥强大的师资优势，全面提高学生素质。蔡元培先生一贯主张贯通文理科界限，强调理科学生要掌握一些文科知识，促其思想开阔。文科学生要具备一定的理科基础，成为通才。梅贻琦校长也主张“大学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这种教育思想使联大注重充分发挥师资优势，大力加强基础课教学，使学生获得广博的知识，打好进一步发展的深厚基础，培养学生的综合适应能力。基础课大都由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承担。如吴晗、钱穆在联大讲授《中国通史》。在一般人看来枯燥乏味的逻辑学，因有金岳霖这样的大师讲授，教室常常人满为患。杨振宁、李政道在忆及他们的成长时，还常对西南联大的基础课津津乐道。
西南联大上述三方面的办学特色，对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众所周知，我国高等学校的办学模式是在当年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在逐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办学模式，已显得越来越不适应。首先是文理、工院校分家，科类单一的学校太多。科类单一的学校，注重行业特点，所培养的人才难以适应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化生产对高级专门人才所提出的要求，不适应科学技术发展更加综合的趋势。其次是学校间低水平的重复，学科结构、层次结构不合理，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需要。由于高校的隶属关系复杂，经费来源渠道不一，相同的专业在不同的高校的经费差距太大。往往师资力量强的学校在经费方面不如新建的或隶属于某个部门的学校。再次是由于学校分工太细、学科单一、不可能每个学校，每个学科都有好的师资。特别是对学生至关重要的基础课，不可能形成像西南联大那样强大的阵容，也不可能开出那样高质量的基础课、选修课。由于学校系科设置不全，只建立基础部负责基础课教学，人为地把教师分为基础课、专业课教师。由于基础课教学任务繁重，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搞科研。教师进一步发展甚至评聘教师职务都受一定限制，工作积极性也受影响。
由于学校专业设置单一，师资配备单一，全面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体和心理素质大受影响。现在的学生对全面提高素质是非常感兴趣的。例如北大、清华、北航、上海交大开设了音乐讲座和选修课，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尽管课程内容浅显，但对于渴望获得音乐教育的大学生都如久旱逢甘霖。几乎人人喜欢，也较易掌握的音乐尚且如此，其他相关的知识可想而知。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较快，很多人希望在本科阶段能够奠定广泛、扎实的基础，研究生阶段再加强专业学习。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学校有学科齐全、水平较高的师资，特别是基础课师资。较好的办法是实行联合办学，集中师资优势，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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